Be careful with high-tech contact tracing

A lot of people are mulling high-tech contact tracing measures and viewing it as the panacea for the current #COVID19 pandemic. However, I would not be too comfortable with the idea; here are a few reasons:

1) It creates a huge privacy problem. By definition, the regulating entity of such a system would know the identity, medical history, as well as the location trace of everyone. Such a measure essentially destroys ALL protections the HIPAA etc. regulations on patient privacy. Such information can be used for unrelated investigation, targeted advertisement, or discrimination against individuals based on their identity and medical history.

2) It creates a huge information security risk. Chances are, such software WILL have bugs and loopholes. One example is Weilinli, one Wuhan-based community platform. This platform was used for publishing local information such as patient information within the community etc; However, a lack of security measures has caused practically anyone could enter the system with fake GPS software. A system with such central information will likely be a very attractive target for nation-states as well as other groups. And the leak of such information would create a problem as large as the Equifax fiasco.

3) It can have discriminatory effects on minority and vulnerable groups. Sexual workers,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etc. might be put on risk if such tracing measures were enforced. Lower-income groups and homeless etc. might struggle to gain access to such a tracking device (a cellphone presumably).

4) It can strengthen the monopoly of a few technological superpowers. Only a few huge big-tech corporations have the resources to put up such a system, and such a contact-tracing measure would require EVERYTHING to be connected to such a platform. So if a small shop does not have a Visa-based payment system, or a customer does use an iOS/Android cellphone, they might not be able to perform day-to-day operations anymore. This already happened in China: it is very hard to go out if you don’t have Alipay, a PRIVATE payment software by Alibaba installed. Such a system will become a government-enforced order of using the platforms of a few big tech companies.

5) Therefore, while such a system might be efficient on paper, it might create repercussions for the reasons listed above, and in-turn limits the usefulness of such measure. Someone might very well be afraid of the privacy issue of such a system and decided to have a separate phone solely for meeting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oint of entry and ditch the device otherwise.

One final thought – One core argument of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for their tyrannies is a false choice between freedom and safety: “Look, the democratic countries could not keep their people safe!” In such a difficult time, it might be easy to go down the route of being as draconian as possible because that might be the easy way out. But we do need to realize there are prices and trade-offs for every policy, and there are values as fundamental as life itself that we do not want to forfeit. We should trust democracy, and believe the will and power of people to cooperate. We all need to sacrifice, but some trade-offs need to be carefully evaluated.

“是文化,笨蛋”:小政府的迷思

故事要从2009年2月19日讲起。奥巴马刚刚就任美国总统不到一个月,次贷危机的余波还没有散尽。两天前,他刚刚签订了用以刺激经济的《2009年美利坚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包括两千多亿美元的减税与五千多亿美元 的复苏。一天前,他公布了一项旨在减少房贷风险的计划,旨在帮助因次贷危机而面临还贷困难的家庭,项目总计耗资七百五十亿美元。

这引起了CNBC记者Rick Santelli的不满,这一天,他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大厅的现场直播里炮轰了这项政策。他说,稳定房贷的方案是在“补贴失败者”,会“鼓励坏习惯”。“为什么要花钱来补贴那些只喝水的人而不是能够自己打水的人呢?” 他质问道,“奥巴马总统,你在听吗?”

这通抱怨被广泛认为是全国范围内的“茶党运动”的开端。不难猜到,他们的名字来源于波士顿倾茶事件。而他们的口号,“无代表,不纳税” (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也系出同源。在他们眼里,奥巴马政府依靠穷人和少数族裔的选票上台,然后用富人交的税收去提高福利,乃至补贴非法移民,代表的并不是他们的利益 —— 而他们是交税的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茶党运动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在最高峰,每五个美国成年人中,就有一个人支持茶党运动。

乘着这股东风,共和党在2010的中期选举大获全胜,赢得了国会两院的多数。而当选之后,他们的第一件工作,是着手解决一件他们在整个竞选季都在强调的问题:

奥巴马花钱太多,要把国家搞破产了。

美国的债务上限成了他们的突破口。由于次贷危机之后的刺激措施,在2011年,美国的赤字接近了1万亿美元,总债务也即将到达美国设定的债务上限。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坚决拒绝提高这一上限,尽管债务上限和财政赤字并没有什么关系 —— 债务上限只限制财政部举债支付政府产生的赤字的能力。在他们看来,政府赤字是拿未来换现在的交易。他们的条件是奥巴马政府削减支出 —— 每减少一美元的政府支出,国会才会提高一美元的债务上限。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拉锯了一段时间,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奥巴马政府在未来10年削减9170亿美元的财政支出,而债务上限提高9000亿美元。在接下来几年的控制之下,当奥巴马离任时,美国的年度财政赤字减少到了大约4500亿美元。不到2011年水平的一半。

让我们快进到2019年。美国政府的赤字又一次超过了一万亿美元。特朗普政府管理下的美国经济似乎欣欣向荣 —— GDP数据不差,股票价格更是水涨船高。按说美国国会应该对赤字严加控制才对。毕竟经济好的时候没什么必要举债刺激经济,特朗普本人在2013年还批评过共和党国会在债务上限的问题上手软。

可有趣的是,国会没有费什么劲就通过了新的债务上限,特朗普也改口说,债务上限是“神圣的”,美国不能违约。特朗普还通过了新的措施,用百亿美元级别的补贴来帮助因为贸易战受损失的农民。

可是传统上来说,共和党的立场不应该是“小政府”吗?不应该是政府从根本上来说带来低效,所以需要减少监管的限制,依赖市场和私有化的效率吗?为什么他们突然不担心政府国债太多,政府大而无当了呢?为什么他们不担心给农民的补贴是“鼓励坏习惯”?为什么他们突然开始反对自由贸易打起贸易战呢?为什么特朗普政府的执政方针,和小政府的目标,和他们当年对奥巴马的批评如此的南辕北辙?

要追溯这个问题的根源,让我们把镜头转向1960年代。

1968年的尼克松有一个问题:他不想第二次输掉总统选举。

1968的美国政治版图映射出的是和今天几乎完全不同的一副图景。在美国内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慢慢形成了代表资本家和富裕阶层的共和党和代表工人阶级和普通农民的民主党分庭抗礼的局面。然而罗斯福新政改变了这一局面:罗斯福新政建立的社保和医保系统广受欢迎,而在此基础上,民主党大体上形成了一个南方的农民和北方工人,加上少数族裔的同盟。这个联盟帮助他们赢得了1930-1968年九次总统选举的七次。凯恩斯主义指导下的大政府主义似乎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要赢得总统选举,尼克松需要打破这个所谓的“罗斯福新政同盟”。他把目光投向了美国南方的前邦联州 —— 在内战后,代表北方工业势力的共和党由于在黑奴问题和少数族裔权益的立场慢慢失去了南方各州白人的支持。而由于一系列的隔离法案,南方的少数族裔的投票权几乎不存在。这让南方各州成为了民主党的铁票仓

然而看似坚不可摧的南部在此时恰恰出现了一道缝隙。从杜鲁门下令取消军队的种族隔离到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再到1964民权法案,“隔离而平等”的政策慢慢被取缔,让少数族裔也享受到了平等的公立教育和投票权利。可是这样的转变却造成了民主党派内部的裂痕:这样的政策受到少数族裔和进步群体的欢迎,可是却被南方各州的白人群体反对,乃至导致了一批支持种族隔离的民主党人试图分裂新党

第一个因为利用这样的裂痕的人名声大噪的却是一个民主党人,1964年作为独立候选人和林登·约翰逊竞选总统的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作为一个原本种族立场相对温和的政客,他敏锐的感受到南部各州紧张的种族关系,并把自己塑造成了坚持种族隔离和反对联邦干涉的斗士。1963年的1月,刚刚就任阿拉巴马州州长的他在就职演说中如是说:

……在这邦联的摇篮,在这盎格鲁-撒克逊南方之地的心脏……以所有曾经踏上这片土地的伟大人民的名义,……我在沙土中划下界限,迎战暴政的步伐……今天要隔,明天要隔离,永远要隔离!

戈德华特实践了他的诺言,同一年的六月,当阿拉巴马大学的第一批两名黑人学生在军队的护送下试图进入校园时,他站在校门口亲自阻挡,以示自己螳臂当车的决心。他在1964年的总统竞选中使用了同样的策略对抗提倡民权法案的约翰逊,结果赢得了南方6个州的选票 —— 要知道南方各州从1877年之后几乎就没有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投过票。他的成功,似乎给了尼克松一个成功的蓝本。

然而戈德华特的策略在其他地区并不凑效,他输掉了剩下的44个州和华盛顿 —— 哪怕是大部分北方的白人选民,对赤裸裸的提倡种族歧视也还是反感的。尼克松意识到,自己胜利的关键是一个能够讨好南部和白人选民,同时又足够隐晦而不引起反感的政纲。

他选择的主题是“法律与秩序”。他的立场是,虽然他不反对种族平权运动,但是他反对普遍的示威抗议活动,因为这些活动危害了法律、秩序和安全 —— “你不能在你同意的时候遵守法律,不同意的时候就不遵守。” 他的一篇著名竞选演说聚焦在“沉默的大多数” 身上 —— 他说,大选那天将是那些“被遗忘的美国人”,那些“遵守法律,支付税收,教育子女,热爱国家而期待新的领导” 的人的抗议。他的广告也宣布“美国公民最重要的权利是免受国内暴力的权利,我们要在美国维系秩序”,指责和他竞选的汉弗莱“在法律和秩序上软弱”。他还宣布自己支持州权,反对旨在整合黑白学区的“强制校车”政策。

这样的政纲妙处在于,它一方面迎合南方白人选民的民族情绪,另一方面又在道德上似乎无懈可击。毕竟,尼克松反对的并不是“种族平等”,他反对的只是“变味的种族平等”。尼克松阵营对这一点心知肚明,当年的白宫办公厅主任Haldeman在他的日记里如是描述

总统强调说你必须面对问题本质上在于黑人这个事实 —— 关键是你要设计一个既承认这个问题又看上去并非如此的系统。

对“法律和秩序”的强调成了尼克松的竞选基调,后来被广泛称为尼克松的“南方策略”。在当年这个政策的效果其实并不明显 —— 戈德华特1968年也以独立身份参选,他在种族问题上更偏右的立场抢走了尼克松在南方各州大多数的票数。

然而如果说在1968年,“南方策略”是否见效还有疑问的话。1972年的总统选举有效的回答了这个疑问:尼克松赢得了50个州中的49个。南方各州从此几乎再也没有投票给一个民主党总统。

尼克松的成功,宣告着美国政党结构一次重新洗牌的开始。

“南方策略”的新颖之处并不在于“小政府”式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从威尔逊到胡佛,共和党始终是一个对大公司和富裕阶层友好,反对监管和税收的政党,这并不是什么新发明。

而南方策略的成功之处, 在于它成功的把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乃至种族情绪结合了起来。社保项目不再是帮助中产阶级克服大萧条困难的安全网,而是把白人辛辛苦苦赚来的钱白送给投机取巧的非法移民和好吃懒做的少数族裔的抢劫;照顾少数族裔的教育政策不再是让不同起点的孩子都能有成功机会的助推器,而是剥夺白人名额给不够格黑人的反向歧视。

里根用类似的方法取得了更大的成功:除了宣布“他支持州权”之外, 他还把目标对准了“福利国家” —— 他竞选时经常描述一个年轻的小伙 (young fellow) 拿着八份社保不干活,用着纳税人的钱开着凯迪拉克的景象。而在这个演讲的早期版本中,他对这个小伙的称呼是 young buck —— 一个特指印第安人和黑人的称呼。

1981年,里根的核心幕僚李·阿特沃特 (Lee Atwater)在一段多年后才公布的采访中这样描绘里根的策略:

你们大伙可别引用我的话 —— 你在1954年开始(使用南方策略)的时候,说“黑鬼,黑鬼,黑鬼”。 可是1968年,你不能说“黑鬼”了 —— 引火烧身。所以你开始强调诸如强制校车,州权之类的问题。现在(1981年)你就更抽象了 —— 你在讲减税,讲的全都是经济上的事。可是这些政策的副产品就是他们伤害黑人多过白人。潜意识里,这可能是(这个策略的)一部分。我不是那个意思,但是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抽象到这个程度,我们就摆脱了种族问题……因为显然说“我们要削减福利”比“我们反对强制校车”要抽象多了,更不用说跟强调“黑鬼,黑鬼”比了。

共和党继续着这一趋势,而这也导致了美国两党慢慢带上了新的种族色彩。一步一步的,共和党慢慢成为了一个支持者90%是白人的政党。到小布什时期,共和党形成了三驾马车的结构:自由主义者主要由大公司和富有阶层控制,主要诉求是减少政府的干预:减税,削减福利和去监管;保守主义者主要由农村和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蓝领和福音派教徒组成,主要的诉求是维护传统的美国文化:反移民,反堕胎,反同性恋;维护持枪权和教会权益;而新保守主义者主要由希望在全球维护美国霸主地位的人士组成;主要的诉求是打击战略对手,推广美国民主。通过彼此联合和妥协,这三派力量各自得到了自己最想得到的政策: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保守主义的文化政策,与鹰派的外交政策。这也是作为保守派政党的共和党,却始终坚持要扩大军费支出的原因。

让我们回到开篇的问题:为什么特朗普上台之后,强调自由贸易的共和党突然在全世界打起了贸易战;而当年的茶党突然之间就不在乎减税导致的财政赤字,或是用联邦财政补贴农民了呢?

写到此刻,答案应该呼之欲出了 —— 这是美国两党基本立场重新调整的结果。在罗斯福新政的年代,两党的区隔主要是经济上的:要政府干预还是要自由放任。那时候的两党都有文化意义上的自由和保守翼。从尼克松的南方策略开始,共和党慢慢把经济上的大小政府和文化上的自由与保守挂钩。形成了民主党支持大政府和自由派文化政策,而共和党支持小政府和保守派文化政策的分野。

然而和罗斯福新政联盟一样,这样的组合并不牢靠 —— 一个人完全可以支持小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自由的文化政策;或是保守的文化政策和大政府式的市场干预。这样的立场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矛盾。前者的典型例子是亿万富翁彭勃这样在经济政策(医保)上保守而文化政策上自由(禁枪)的政客。而后者的典型例子或许正是特朗普的选民 —— 他们也许支持削减福利和减税,但是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他们认为经济上这样的政策是大政府主义而缺乏效率,而是文化上他们认为这样的政策是在鼓励外来的少数族裔抢夺“美国人”的饭碗。可以佐证这一点的是,奥巴马医改在奥巴马下台之后突然变得更受欢迎,而像财富税这样看似激进的经济政策在美国两党选民中都有较高的支持率。而特朗普之所以受到这些选民的欢迎,不是因为他真的在经济上减少了多少政府干预,而是他的排外和保护主义政策恰恰切中了这些选民文化上“保护家园不被外人入侵”的心态。在两党的经济和文化立场挂钩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次看到了两者脱钩的迹象,而这一次,占主导地位的,变成了文化上的进步和保守。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特朗普的兴起并不见得是美国“沉默大多数”的“经济焦虑”产生的什么新现象,而是几十年来政治力量持续运行的结果。而如果把特朗普的成功,聚集在困扰摇摆州选民的经济焦虑上,或许恰恰是南辕北辙。

十年

写这篇文章我还挺犹豫的,因为觉得写出来大概挺落俗套的,但是想一想,我就是一个很俗套很sentimental的人,又怎么样呢。

大概09年的十月还是十一月的某个周末,我躺在宿舍的床上,阿男姐发短信跟我说,你被电院辩论队录取了,欢迎。当时的我大概也没怎么觉得那是个很重要的时刻,毕竟觉得自己新生杯跟面试表现都还可以,大概觉得进队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吧。

那个时候我对电院辩论队的概念大概也挺模糊的,停留在“似乎辩论队的学长学姐还挺厉害”的认识上。那个时候的靖哥哥是某个很受学长学姐宠爱的Super E新星,晨曦姐姐是某一个名字过于中性结果宿舍被分到男生寝室的女生,陈誉文是新生杯仗着辩题优势打败我的人,小猴是我隔壁队伍里的小正太,陈航是没讲过话的同班同学。陆冠骅?他在飞信里跟我说“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对方可能会在场上说马克思主义”。学长学姐就更没什么印象了。印象挺深的一件事情大概是跟着队里一起蹭饭,对尹文昊哥抢馕包肉的坚决果断不留情面大吃一惊,然后记得薛岳哥往地上装模作样的撒水说敬毛毛。当时并不知道毛毛是谁的我很困惑。

然后就被按上了一个“小熊”的昵称,跟这些队友一起经过了十年。

我想了很久到底怎么形容这十年,脑海里大概浮现出无数个例子和排比句然后又删掉。最后决定留下的,大概是这么一件事。

大概是大四的时候,我带着校队打比赛,赛前一天某个安排好上场的小朋友突然出于某些原因不想上场也不想准备了。临近期末,压力又大,我也不是脾气特别好的人,简直就觉得队员都这种态度打什么打,退赛算了。

好在当时已经毕业出国的衣队长正好回国来过圣诞假,也有心情过来围观我们的讨论。于是我发了一通火回房间冷静了。然后衣队长帮我安抚了大家的情绪,重新整理了观点,布置了作业,然后过来安慰我,劝我自己上场。他说,确实大家都各有想法,总有办法的。比赛出乎意料的顺利。

事后想想,衣队长不在场,我是肯定不敢发那么大的火的。嗯,衣队长就是这么让人相信的人,电院辩论队的队友给我的就是这样的感觉。我知道靖哥哥是那个顶着时差也愿意写两三页的文章跟我们讨论辩题的队友;知道陈誉文累得不行也会愿意坐下来听我那些他也不情愿的情绪抱怨。你知道队友会竭尽所能的彼此支持;也知道谁如果有些什么状况会得到最大限度的理解。哪怕多年之后大家身处异国他乡。

另一个关于衣队长的小故事:我前两天又找衣队长帮我改简历,他说:诶你看你下面这个项目介绍写的就好一些。我说:嗯,这是你当年申请的时候亲自帮我改的项目介绍,我并没有动过。

回头想想,我会惊讶于到底辩论队改变了我多少;也会惊讶于辩论队是怎样改变我的。与其怎么反驳申论,我觉得我在这里学到的是一些我从没想过可以从辩论中得到的东西:相信,理解,真诚,善良,无私,努力去做一个可靠快乐的伙伴。

现在偶尔会听到学弟学妹强行表扬我情商高,我还挺惊讶的。因为总觉得自己始终是那个说说话就会惹靖哥哥跟晨曦姐姐哭的不懂事的小队员。我想,如果这些年这些方面真的有些进步的话,肯定是要归功于辩论队的大朋友小朋友的 – 在你们身边,很难不去相信善良和美好,也很难不努力用同样的真诚和努力回应。

电院辩论队大概就要二十岁了吧,能见证这当中的一半时光,我还觉得挺幸福的。

以上。

游戏和化妆品

一直想聊聊性别刻板印象这件事。这两天因为学伴的新闻,又想起来了。

但是让我们从一则旧闻说起:Cherry中国在儿童节做活动抽奖,奖品游戏和机械键盘,然而抽奖仅限男性;引发批评后官方暴烈回应:你可以抽小仙女送粉红口红,为什么我就不能抽小王子送机械键盘?

我看到这个评论的时候是有点惊讶的。在我看来Cherry中国的错误有很多呀:比如说化妆品会有男性品类和女性品类,可是游戏用机械键盘作为一个中性的产品,并不是男性的专利。所以抽奖机械键盘给男性用,难免有“机械键盘的目标群体是男生”的意思,女性玩家觉得受到忽略与冒犯理所应当,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或许游戏机械键盘的用户男性更多;但是这件事情和男女用户的比例其实关系不大:抽三位小仙女送卫生棉条大概不是很会惹公众生气,可是虽然工程师群体男生占多数,哪个品牌如果选男生送电烙铁,恐怕仍然是非常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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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向宇宙,浩瀚无垠

玩具总动员4是一部让人感到无比真实的电影。

这种真实不是剧情逻辑上的真实。作为一部皮克萨的电影,大概在走进电影院前就会知道大概的叙事结构是什么样的;看看表大概就会知道最终boss什么时候会出现。作为一部玩具总动员的续作,例行的逃脱,救援,飙车,和致敬经典(这次cue得最明显的是闪灵一刚)的桥段也在意料之中。当然了,可预测并不意味着不精彩,这些部分都很棒,会勾起无数的回忆,绝对值得只为这些部分去看这场电影。只是在我看来,这不是玩具总动员4和爱宠的秘密生活2或者是超能特攻队2的本质区别。

这种真实是一种情感上的真实。看很多电影的时候,内心会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告诉你这里主角的情感太夸张,那里配角的坚持没道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夸张和简化就像是话剧演员的表情台词,是一种必要的减负:被现实生活折腾得精疲力尽的观众可以放下常识和现实两个小时,享受一个简单、黑白分明而美好的世界。

但是玩具总动员会时不时的肯定观众那个内心里小小的声音:恩,你想得没错,这个问题就是比Woody说的复杂,复杂到影片里的角色乃至编剧导演也不知道答案。很多动画片或是非动画片里的角色像是教学影片: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经历一些事情,学会一些道理;玩具总动员3和4的角色更像是成年人:他们面对一些他们也知道无解的问题,却没有认输投降的选项,只能闭着眼睛往前。观众看到的不是一个显然的标准答案,而是镜子里那个不知所措的自己。

玩具总动员4的主题和台词也象现实生活一样,足够复杂和多面,能经得起反复推敲和思考。Buzz Lightyear寻找内心声音的过程,我在观影的时候是当笑话看过去的。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突然觉得这个隐喻真的是妙到毫颠。而Buzz Lightyear喊出那句“飞向宇宙,浩瀚无垠”的台词的时候,我满脑子里都是Boston Legal里Brad Chase穿着巴斯光年的玩具服谢幕的脸。我想,Brad这个角色如果能看到这部片子,肯定不会后悔把自己塞进一个头脑一根筋智商看上去只有80的玩具里告别律所。

而编剧和导演也足够节制,他们没有填鸭般的告诉你,我们需要做什么;甚至对角色面对的问题也只是一闪而过。他们只是端来一个迷你的世界,指给你看:你看,你跟他们,并没有不同,甚至你比角色还要无力,你要做什么选择呢?

所幸的是,有的时候,没有答案比有答案,反而给人更多的勇气。

标准答案

“什么是成熟”是我曾经挺反感的一个话题。

大概是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往往带着一串规则:成熟就是要做事负责,就是要控制情绪,就是要不judge别人,就是要接受现实,等等等等。于是感觉成熟就好像是一个角色扮演游戏:你要明白你扮演的是什么角色,现在多少等级,系统的期待是什么样子,然后做出对应的行动。

而我碰巧越来越讨厌这些规则,总觉得这样子,人生就好像是在考场里答卷。而成熟,就好像是虽然不情愿但是仍然在纸上写上标答的能力。可是我一向算不上一个好学生,经常会不知道标答到底是什么,或者是画虎不成反类犬,让自己加倍头大。再说了,就算标答能得到高分,不会嫌这样的考试太无聊或者是太委屈了吗?

继续阅读标准答案

喜剧收尾

木田君的镐头 | 我在公开信后的一周里

围炉 | 对话木田:谁说,你什么都不能做?

新闻实验室 |Will we be equal? Will we be free?

看小说看电影的时候,你会猜测结局吗?会有怎么样的期待呢?

我大概总会希望有大团圆结局的。哪怕知道一个悲剧的结局会更有逻辑,更合理,也更有力量。毕竟现实反派不会永远话那么多,英雄也不会永远踏着七彩祥云,从天而降来拯救世界。青春棱角被时光和现实磨灭,试图挑战权威的人被碾压的得粉身碎骨,红玫瑰变成蚊子血,白玫瑰变成饭粒子,大概才是现实的真面目,也会更发人深思。可是大多时候还会期待一个美好cheesy的结局,因为现实世界如此糟糕,实在没有必要在虚拟世界里再被提醒一次。逃离现实一小会,又如何呢?

然而相信生活也会有童话结局的人是愚蠢的。所以很多人厌恶心灵鸡汤,因为它洋溢着欺骗自己的味道:努力就一定有成果,善良就一定有回报。现实大概更多的会是“人善被人欺”,是用心做出的好产品被淹没在抄袭和水军中间默默无闻,是付出再多的努力或许也不能改变什么,是个体些微的声音被体制无情的湮灭。就带来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对待那些我们知道没有童话结局的生活。

大概合理的选择是退而求其次。毕竟大家都是普通人,大概努力也改变不了什么,没必要把希望寄托在一个虚无缥缈的童话上;毕竟还是要面对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所以不如老老实实做好自己的工作,偶尔夜半梦醒,会想一想自己曾经的梦想吧。

可是也有的人不一样。她们知道自己成功的概率是多小,也清楚童话的结局并不存在。但是还是选择了向前。只为了那份渺茫的希望。

知道还有这样一些人,愿意对这个问题有着不一样的回答,让人心怀感激。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 北岛,《回答》,1976

莫问前程

“这世界纷纷扰扰 吵吵闹闹 什么是真实 ”

举铁的时候应该选多少重量,举多少组数呢?3 x 1 ? 5 x 3 ? 5 x 5 ? 10 x 10 ? 100 x 100 ?

尽责的研究员当然会去做文献调研嘛,然而文献让我有点头晕:研究显示大重量训练能调动更多的肌肉从而更加有效的刺激肌肉增长[1,2],研究显示达到力竭状态的小重量训练和大重量训练在刺激肌肉增长上没有显著区别[3,4];研究显示大的训练量和肌肉增长成正相关[5],研究也显示训练量和肌肉增长没有什么关系[6]。

当然咯,文献和文献的质量不同,采用的指标不同,带来的可信度也不一样。再加上多份文献的互相印证,如果你系统的分析这些文献,或许还是能得出一个大体的结论的。可是再好的结论也有前提条件。举铁的时候,有严格的做到每组力竭吗?HIIT的时候,能达到90%心率的强度吗?环境训练频率和熟练程度都不一样的情况下,这些研究的结果真的能够简单的泛化吗?更不要说年龄性别这些场外因素对最佳策略的影响了 [7]。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方法好坏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对不对。方法的差距,太容易被个体的差异,环境的变化,努力的程度,或是暴雪新版本的可玩度改变了。条条大路通罗马,可是还是时不时地纠结于自己到底在那条路上,却忘了改变自己能改变的,忘了不管目标在哪,总要迈开脚步才能到达。

退一步说,就算达不到那个目标,又有什么好纠结的呢?

英国当代著名哲学家邓布利多说,“我们行动的后果经常是如此复杂、如此分散,因此,预言未来的确是很困难的事。” [8] 可惜很多时候还是假装会自己能够预知未来,并因为那些我们无法计算或控制的变量而高兴或是悲伤。其实还不如享受现在,期待未知的精彩。

再说了,时光本来算是个连续的概念。太多的时候,用目标将它人为分割成一段一段,然后在每段人生里忙着为下一个目标铺路。结果在去往目标的路上心急如焚无暇四顾,在到达目标之后却茫然四顾怅然若失。享受旅程至少和到达终点同样重要是一句不能再俗套的话,可是却常常被遗忘。

“爱一个人 没爱到 难道就会怎么样 ”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1] Campos, G. E., Luecke, T. J., Wendeln, H. K., Toma, K., Hagerman, F. C., Murray, T. F., … & Staron, R. S. (2002). Muscular adaptations in response to three different resistance-training regimens: specificity of repetition maximum training zones. European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ology, 88(1-2), 50-60.

[2] HISAEDA, H., MIYAGAWA, K., KUNO, S. Y., FUKUNAGA, T., & MURAOKA, I. (1996). Influence of two different modes of resistance training in female subjects. Ergonomics, 39(6), 842-852.

[3] Kumar, V., Atherton, P. J., Selby, A., Rankin, D., Williams, J., Smith, K., … & Rennie, M. J. (2012). Muscle protein synthetic responses to exercise: effects of age, volume, and intensity.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A: Biomedical Sciences and Medical Sciences, 67(11), 1170-1177.

[4] Schoenfeld, B. J., Peterson, M. D., Ogborn, D., Contreras, B., & Sonmez, G. T. (2015). Effects of low-vs. high-load resistance training on muscle strength and hypertrophy in well-trained men. The Journal of Strength & Conditioning Research, 29(10), 2954-2963.

[5] Burd, N. A., Holwerda, A. M., Selby, K. C., West, D. W., Staples, A. W., Cain, N.E., . . . Phillips, S. M. (2010). Resistance exercise volume affects myofibrillar protein synthesis and anabolic signalling molecule phosphorylation in young men.
The Journal of Physiology,588(Pt 16), 3119–3130

[6] Correa, C. S., Teixeira, B. C., Cobos, R. C. R., Macedo, R. C. O., Kruger, R. L., Carteri, R. B. K., … & Reischak-Oliveira, Á. (2015). High-volume resistance training reduces postprandial lipaemia in postmenopausal women. 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s, 33(18), 1890-1901.

[7] Kumar, V., Atherton, P. J., Selby, A., Rankin, D., Williams, J., Smith, K., … & Rennie, M. J. (2012). Muscle protein synthetic responses to exercise: effects of age, volume, and intensity.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A: Biomedical Sciences and Medical Sciences, 67(11), 1170-1177.

[8] Bar, Foo. 一篇关于混沌系统的文章。The Journal of Bored Friday, 73(21).

真实和谎言只有一步之遥:谈交大肌电抄袭门

昨天晚上我的朋友圈被两篇文章刷爆了, 第一篇文章 [1] 指责交大团队展出的一个肌肉电传感臂环是抄袭国外的Myo臂环,不仅功能相似,而且连概念图也是直接涂抹而成。第二篇文章 [2] 则反驳第一篇文章,声称第一篇文章哗众取宠,交大的研究其实已经独立进行多年,有很多专利注册在先。可是很遗憾,反驳的“真相”,却难言让人信服。

文[1]的第一个攻击点是该团队的产品在功能和实现上,和国外Myo的臂环类似;对此文 [2] 的回应是,交大团队的研究从2009年开始,已经经历多年,而且有11年的样机视频和12,13两项专利注册。而Myo的机型13年底才发货,所以交大的团队“研究在先,何谈抄袭”?

听上去挺有道理,然而细看会发现,第一个问题是,文中所提到的11年的样机视频和12年的专利申请(公布号CN102846317A,实际上后被驳回,仅是申请而已,文[2]在这一点上混淆视听),和“Myo臂环”并非同一设计乃至用途。如下面两图所示,视频和12年的专利, 所提及的设计是信号收集器固定在绑带上,通过魔术贴绑在手臂上,而处理单元和收集器用电缆连接。其列明的设计用途也是“医疗、生物电反馈和体育运动等领域”,并非一个“体感控制装置”,更不是“臂环”。而信号收集和信号处理分离的肌电采集本身并非什么新概念,中科大在09年也曾经试图申请过相关专利(CN103393420A)。

图1 样机视频

图2 该团队12年申请专利的附图

12年的专利并不是臂环,13年的专利总说的是臂环了吧?这就牵扯到第二个问题,反驳的文章有意将”概念公布”和“实机发售”混为一谈。Myo直到13年底才开始发送开发版,14年才发售销售版,但是该项目早在13年2月就公布了原型概念(图4),并开始众筹。而交大团队的臂环专利(CN103315737B)是2013年6月份才提交,而且设计方案和Myo当时的原型机十分相似(图3)。换句话说,该团队的专利申请时间恰巧在Myo概念公布之后,并不能证实交大团队已经有了臂环的idea。

图3 Myo 2013年2月公布的产品设计图

图4 交大团队2013年6月提交的专利附图

梳理一下的话,时间的先后顺序大概是这样的:

11年交大团队的有线绑带样机->12年该团队绑带+有线设计专利申请->13年2月Myo展出概念机->13年6月该团队提交臂环专利->13年底Myo发出首批产品->14年底该团队在工博会上展出假肢手的视频。

而关于文[1]中关于“该团队概念图系Myo产品图涂抹而成”的指责,文[2]回应说“概念图已获得专利”,只是“由于商业原因不能公布”。关于“该团队臂环在功能上究竟有无超越Myo臂环之处”,也未见文[2]做出解释,略显遗憾。

图5 交大官方微信推送的产品概念图

图6 Myo消费版产品图

需要声明的是,我并不以为交大团队是“抄袭”,毕竟科研领域的方向、设计思路撞车,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看似相似的成果,背后的技术实践也可能截然不同。然而既然号称自己是交大人,有意模糊不同内容的专利之间的区别,或是强调“实机发售”的日期而忽略“原型提出”的时间;乃至拿批评者的身份与学校说事,揣测他人的动机,就未免有失交大人实事求是的风范。这样的“辟谣”,恐怕只能起反作用。

其实,作为一个工作在工程领域的人员,更应该有一份工程师的骄傲:复现别人的技术就是复现别人的技术,借鉴他人的概念就是借鉴他人的概念,不要把它说成是自己的。因为我们应该是最清楚理论和实践距离的一群人:看上去很美的产品概念,到实现到底有怎样的距离;看似功能相差无几的产品,内部实现的水平和难度可以有多大的差距;而这差距背后又会是多少个人多少个月的汗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工程研究的意义,不正在于用数据的积累和经验的累积,用对于点滴细节的反复琢磨和钻研,去告诉世界,“你以为它很简单大家耳熟能详,其实想做好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很多”吗。工程研究的价值本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提出时间先后能评定的,又何必对“模仿”“抄袭”的指责耿耿于怀,乃至要扭曲事实来强行证明自己研究在先呢?

以上。

不如退而结网

2017年6月的国内网络环境难言令人满意:从一批公众号被关到几家视频网站整改,从同性恋被定义成“性变态”到豆瓣抑郁症小组被关。不满的声音并不鲜见,也不乏有“我看你能删几次”的转发贴。然而随着朋友圈里越来越多的转发变成“此内容无法查看”,愤怒不满似乎也随之了无痕迹。毕竟,生活还要继续。然而,除了等待下一轮的愤怒,真的就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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