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文化,笨蛋”:小政府的迷思

故事要从2009年2月19日讲起。奥巴马刚刚就任美国总统不到一个月,次贷危机的余波还没有散尽。两天前,他刚刚签订了用以刺激经济的《2009年美利坚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包括两千多亿美元的减税与五千多亿美元 的复苏。一天前,他公布了一项旨在减少房贷风险的计划,旨在帮助因次贷危机而面临还贷困难的家庭,项目总计耗资七百五十亿美元。

这引起了CNBC记者Rick Santelli的不满,这一天,他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大厅的现场直播里炮轰了这项政策。他说,稳定房贷的方案是在“补贴失败者”,会“鼓励坏习惯”。“为什么要花钱来补贴那些只喝水的人而不是能够自己打水的人呢?” 他质问道,“奥巴马总统,你在听吗?”

这通抱怨被广泛认为是全国范围内的“茶党运动”的开端。不难猜到,他们的名字来源于波士顿倾茶事件。而他们的口号,“无代表,不纳税” (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也系出同源。在他们眼里,奥巴马政府依靠穷人和少数族裔的选票上台,然后用富人交的税收去提高福利,乃至补贴非法移民,代表的并不是他们的利益 —— 而他们是交税的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茶党运动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在最高峰,每五个美国成年人中,就有一个人支持茶党运动。

乘着这股东风,共和党在2010的中期选举大获全胜,赢得了国会两院的多数。而当选之后,他们的第一件工作,是着手解决一件他们在整个竞选季都在强调的问题:

奥巴马花钱太多,要把国家搞破产了。

美国的债务上限成了他们的突破口。由于次贷危机之后的刺激措施,在2011年,美国的赤字接近了1万亿美元,总债务也即将到达美国设定的债务上限。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坚决拒绝提高这一上限,尽管债务上限和财政赤字并没有什么关系 —— 债务上限只限制财政部举债支付政府产生的赤字的能力。在他们看来,政府赤字是拿未来换现在的交易。他们的条件是奥巴马政府削减支出 —— 每减少一美元的政府支出,国会才会提高一美元的债务上限。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拉锯了一段时间,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奥巴马政府在未来10年削减9170亿美元的财政支出,而债务上限提高9000亿美元。在接下来几年的控制之下,当奥巴马离任时,美国的年度财政赤字减少到了大约4500亿美元。不到2011年水平的一半。

让我们快进到2019年。美国政府的赤字又一次超过了一万亿美元。特朗普政府管理下的美国经济似乎欣欣向荣 —— GDP数据不差,股票价格更是水涨船高。按说美国国会应该对赤字严加控制才对。毕竟经济好的时候没什么必要举债刺激经济,特朗普本人在2013年还批评过共和党国会在债务上限的问题上手软。

可有趣的是,国会没有费什么劲就通过了新的债务上限,特朗普也改口说,债务上限是“神圣的”,美国不能违约。特朗普还通过了新的措施,用百亿美元级别的补贴来帮助因为贸易战受损失的农民。

可是传统上来说,共和党的立场不应该是“小政府”吗?不应该是政府从根本上来说带来低效,所以需要减少监管的限制,依赖市场和私有化的效率吗?为什么他们突然不担心政府国债太多,政府大而无当了呢?为什么他们不担心给农民的补贴是“鼓励坏习惯”?为什么他们突然开始反对自由贸易打起贸易战呢?为什么特朗普政府的执政方针,和小政府的目标,和他们当年对奥巴马的批评如此的南辕北辙?

要追溯这个问题的根源,让我们把镜头转向1960年代。

1968年的尼克松有一个问题:他不想第二次输掉总统选举。

1968的美国政治版图映射出的是和今天几乎完全不同的一副图景。在美国内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慢慢形成了代表资本家和富裕阶层的共和党和代表工人阶级和普通农民的民主党分庭抗礼的局面。然而罗斯福新政改变了这一局面:罗斯福新政建立的社保和医保系统广受欢迎,而在此基础上,民主党大体上形成了一个南方的农民和北方工人,加上少数族裔的同盟。这个联盟帮助他们赢得了1930-1968年九次总统选举的七次。凯恩斯主义指导下的大政府主义似乎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要赢得总统选举,尼克松需要打破这个所谓的“罗斯福新政同盟”。他把目光投向了美国南方的前邦联州 —— 在内战后,代表北方工业势力的共和党由于在黑奴问题和少数族裔权益的立场慢慢失去了南方各州白人的支持。而由于一系列的隔离法案,南方的少数族裔的投票权几乎不存在。这让南方各州成为了民主党的铁票仓

然而看似坚不可摧的南部在此时恰恰出现了一道缝隙。从杜鲁门下令取消军队的种族隔离到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再到1964民权法案,“隔离而平等”的政策慢慢被取缔,让少数族裔也享受到了平等的公立教育和投票权利。可是这样的转变却造成了民主党派内部的裂痕:这样的政策受到少数族裔和进步群体的欢迎,可是却被南方各州的白人群体反对,乃至导致了一批支持种族隔离的民主党人试图分裂新党

第一个因为利用这样的裂痕的人名声大噪的却是一个民主党人,1964年作为独立候选人和林登·约翰逊竞选总统的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作为一个原本种族立场相对温和的政客,他敏锐的感受到南部各州紧张的种族关系,并把自己塑造成了坚持种族隔离和反对联邦干涉的斗士。1963年的1月,刚刚就任阿拉巴马州州长的他在就职演说中如是说:

……在这邦联的摇篮,在这盎格鲁-撒克逊南方之地的心脏……以所有曾经踏上这片土地的伟大人民的名义,……我在沙土中划下界限,迎战暴政的步伐……今天要隔,明天要隔离,永远要隔离!

戈德华特实践了他的诺言,同一年的六月,当阿拉巴马大学的第一批两名黑人学生在军队的护送下试图进入校园时,他站在校门口亲自阻挡,以示自己螳臂当车的决心。他在1964年的总统竞选中使用了同样的策略对抗提倡民权法案的约翰逊,结果赢得了南方6个州的选票 —— 要知道南方各州从1877年之后几乎就没有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投过票。他的成功,似乎给了尼克松一个成功的蓝本。

然而戈德华特的策略在其他地区并不凑效,他输掉了剩下的44个州和华盛顿 —— 哪怕是大部分北方的白人选民,对赤裸裸的提倡种族歧视也还是反感的。尼克松意识到,自己胜利的关键是一个能够讨好南部和白人选民,同时又足够隐晦而不引起反感的政纲。

他选择的主题是“法律与秩序”。他的立场是,虽然他不反对种族平权运动,但是他反对普遍的示威抗议活动,因为这些活动危害了法律、秩序和安全 —— “你不能在你同意的时候遵守法律,不同意的时候就不遵守。” 他的一篇著名竞选演说聚焦在“沉默的大多数” 身上 —— 他说,大选那天将是那些“被遗忘的美国人”,那些“遵守法律,支付税收,教育子女,热爱国家而期待新的领导” 的人的抗议。他的广告也宣布“美国公民最重要的权利是免受国内暴力的权利,我们要在美国维系秩序”,指责和他竞选的汉弗莱“在法律和秩序上软弱”。他还宣布自己支持州权,反对旨在整合黑白学区的“强制校车”政策。

这样的政纲妙处在于,它一方面迎合南方白人选民的民族情绪,另一方面又在道德上似乎无懈可击。毕竟,尼克松反对的并不是“种族平等”,他反对的只是“变味的种族平等”。尼克松阵营对这一点心知肚明,当年的白宫办公厅主任Haldeman在他的日记里如是描述

总统强调说你必须面对问题本质上在于黑人这个事实 —— 关键是你要设计一个既承认这个问题又看上去并非如此的系统。

对“法律和秩序”的强调成了尼克松的竞选基调,后来被广泛称为尼克松的“南方策略”。在当年这个政策的效果其实并不明显 —— 戈德华特1968年也以独立身份参选,他在种族问题上更偏右的立场抢走了尼克松在南方各州大多数的票数。

然而如果说在1968年,“南方策略”是否见效还有疑问的话。1972年的总统选举有效的回答了这个疑问:尼克松赢得了50个州中的49个。南方各州从此几乎再也没有投票给一个民主党总统。

尼克松的成功,宣告着美国政党结构一次重新洗牌的开始。

“南方策略”的新颖之处并不在于“小政府”式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从威尔逊到胡佛,共和党始终是一个对大公司和富裕阶层友好,反对监管和税收的政党,这并不是什么新发明。

而南方策略的成功之处, 在于它成功的把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乃至种族情绪结合了起来。社保项目不再是帮助中产阶级克服大萧条困难的安全网,而是把白人辛辛苦苦赚来的钱白送给投机取巧的非法移民和好吃懒做的少数族裔的抢劫;照顾少数族裔的教育政策不再是让不同起点的孩子都能有成功机会的助推器,而是剥夺白人名额给不够格黑人的反向歧视。

里根用类似的方法取得了更大的成功:除了宣布“他支持州权”之外, 他还把目标对准了“福利国家” —— 他竞选时经常描述一个年轻的小伙 (young fellow) 拿着八份社保不干活,用着纳税人的钱开着凯迪拉克的景象。而在这个演讲的早期版本中,他对这个小伙的称呼是 young buck —— 一个特指印第安人和黑人的称呼。

1981年,里根的核心幕僚李·阿特沃特 (Lee Atwater)在一段多年后才公布的采访中这样描绘里根的策略:

你们大伙可别引用我的话 —— 你在1954年开始(使用南方策略)的时候,说“黑鬼,黑鬼,黑鬼”。 可是1968年,你不能说“黑鬼”了 —— 引火烧身。所以你开始强调诸如强制校车,州权之类的问题。现在(1981年)你就更抽象了 —— 你在讲减税,讲的全都是经济上的事。可是这些政策的副产品就是他们伤害黑人多过白人。潜意识里,这可能是(这个策略的)一部分。我不是那个意思,但是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抽象到这个程度,我们就摆脱了种族问题……因为显然说“我们要削减福利”比“我们反对强制校车”要抽象多了,更不用说跟强调“黑鬼,黑鬼”比了。

共和党继续着这一趋势,而这也导致了美国两党慢慢带上了新的种族色彩。一步一步的,共和党慢慢成为了一个支持者90%是白人的政党。到小布什时期,共和党形成了三驾马车的结构:自由主义者主要由大公司和富有阶层控制,主要诉求是减少政府的干预:减税,削减福利和去监管;保守主义者主要由农村和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蓝领和福音派教徒组成,主要的诉求是维护传统的美国文化:反移民,反堕胎,反同性恋;维护持枪权和教会权益;而新保守主义者主要由希望在全球维护美国霸主地位的人士组成;主要的诉求是打击战略对手,推广美国民主。通过彼此联合和妥协,这三派力量各自得到了自己最想得到的政策: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保守主义的文化政策,与鹰派的外交政策。这也是作为保守派政党的共和党,却始终坚持要扩大军费支出的原因。

让我们回到开篇的问题:为什么特朗普上台之后,强调自由贸易的共和党突然在全世界打起了贸易战;而当年的茶党突然之间就不在乎减税导致的财政赤字,或是用联邦财政补贴农民了呢?

写到此刻,答案应该呼之欲出了 —— 这是美国两党基本立场重新调整的结果。在罗斯福新政的年代,两党的区隔主要是经济上的:要政府干预还是要自由放任。那时候的两党都有文化意义上的自由和保守翼。从尼克松的南方策略开始,共和党慢慢把经济上的大小政府和文化上的自由与保守挂钩。形成了民主党支持大政府和自由派文化政策,而共和党支持小政府和保守派文化政策的分野。

然而和罗斯福新政联盟一样,这样的组合并不牢靠 —— 一个人完全可以支持小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自由的文化政策;或是保守的文化政策和大政府式的市场干预。这样的立场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矛盾。前者的典型例子是亿万富翁彭勃这样在经济政策(医保)上保守而文化政策上自由(禁枪)的政客。而后者的典型例子或许正是特朗普的选民 —— 他们也许支持削减福利和减税,但是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他们认为经济上这样的政策是大政府主义而缺乏效率,而是文化上他们认为这样的政策是在鼓励外来的少数族裔抢夺“美国人”的饭碗。可以佐证这一点的是,奥巴马医改在奥巴马下台之后突然变得更受欢迎,而像财富税这样看似激进的经济政策在美国两党选民中都有较高的支持率。而特朗普之所以受到这些选民的欢迎,不是因为他真的在经济上减少了多少政府干预,而是他的排外和保护主义政策恰恰切中了这些选民文化上“保护家园不被外人入侵”的心态。在两党的经济和文化立场挂钩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次看到了两者脱钩的迹象,而这一次,占主导地位的,变成了文化上的进步和保守。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特朗普的兴起并不见得是美国“沉默大多数”的“经济焦虑”产生的什么新现象,而是几十年来政治力量持续运行的结果。而如果把特朗普的成功,聚集在困扰摇摆州选民的经济焦虑上,或许恰恰是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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